在台灣設立實驗室十一年：校準責任、內耗與自己

2026 都已經過了一半，這篇文章還一直躺在草稿裡。真的是越拖越久。

同一個想法，如果沒有及時寫下來，過了幾個月可能就淡掉了。可是這一年，或者應該說這一年再加上半年，我自己的心路歷程又不是那麼容易一次說清楚。這篇文章也是一直寫、一直改；一直加、一直刪。寫到後來，有些當初很沉重(?)的東西，因為這段時間吸收了很多正面的情緒，好像也慢慢變得不太一樣了。

所以現在這個版本，可能已經不完全是當初那個很卡、很累、很想復盤自己的版本。它多了一點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。而且其實到現在這個時間點，很多事情有持續的在解決，往好的方向走。

但也就先這樣吧。寫了8000多字，應該沒有人想看 🤓

首先，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去年年底太頻繁出國的關係，2026 年前三個月，大大小小的感冒幾乎都來了一次，一直到快四月才整個好。那段時間我一直在想：這是身體在跟我說「你好像真的太操了，要多休息」，還是其實只是年紀到了，免疫力開始變差了呢？

不管答案是哪一個，都不是很令人振奮就是了。

那段時間，家事、雜事也非常多。真正一個人的時間很少，而且都很零碎。所以我一直在思考，但一直沒有答案；一直有很多感覺，但很少有機會真正復盤。以前想一件事情，也許效率不高，但至少可以想很久，最後慢慢想出一個決定。現在常常是每次剛開始想，就被下一件事打斷。下一次再想的時候，又要從頭開始，可是中間又多了一些新的事情、新的情緒、新的訊息。久了之後，就變成一種大腦塞住、偏焦慮的狀態。

一直到小孩寒假去美國姊姊那邊住了兩個禮拜，我才終於有一點真正多出來的空間，把自己一些想法慢慢整理清楚。雖然全家回來後我又感冒了，又休息了一陣子，但最近終於有時間重新登入 server，下載一些資料重新分析。那種感覺真的很好。

有一種「啊，原來我還是喜歡做這個（當宅男）」的感覺。

後來的兩個禮拜要出國開會。寫這段的時候人在飛機上，QQ。也許也剛好因為被困在飛機上，沒有小孩、沒有會議、沒有突然跳出來的家事，才終於可以把自己的方向再釐清一點。

這幾個月也參加了兩個很棒的研討會，自己也辦了一個研討會。除了科學之外，這中間遇到很多很好的人，也發生了很多讓我重新覺得「事情還是值得做」的事。也因為這樣，我覺得自己慢慢開始對一些事情嘗試真正放下。說是「嘗試」，是因為這當然還是進行式，不是突然大徹大悟。比較像是突然肩膀鬆了一下？

過去幾週，也剛好見了幾位老朋友。

一位大我十歲，平常一個月跑 400 公里。我試著跟他一起晨跑幾天，差點沒死在路上。另一位在 EBI 工作了九年，引用數超過三萬，最近離職後開始旅行，剛好也在台灣見了一面。他說，離職後才發現，其實就算自己做到很上面，離開之後好像也沒有那麼重要。看開了之後，他想要之後維持工作兩年、旅行一年的狀態。然後我也見了高中時代最好的朋友，也和孩子們的乾爸乾媽一起吃飯聊天。

然後我就輕鬆了（一點）。

也許很多道理我本來就知道。
也許其實都是同樣那幾句話。
只是當它們被不同的人，在不同的場合，用剛好的方式講出來，就突然誒原來如此 了。

我發現自己真的沒有那麼焦慮了。

那就先回顧吧。

2025 年是需要很多力氣的一年

從表面上看，這一年好像還不錯。有出國演講，有獎項，也得到一些學術界同儕的肯定與鼓勵。這些當然都很珍貴，我也非常感謝。尤其有些獎項有實質上的補助，對於一個在台北市養三個小孩的家庭來說，真的會讓日子稍微輕鬆一點。老實說，我申請這些獎項，很多時候只是很務實地希望家裡可以輕鬆一點。

這樣講好像很不浪漫，但我擁有那很少很少的浪漫全部給我太太就好。
有時候，一個研究者最真實的動力，不是什麼宏大的學術理想，而是希望家人可以過得穩一點，孩子不要太緊繃，自己也不要每天都在計算下個月要怎麼辦的前提下做好研究就好。

然後，心裡一直有另一個聲音。這些被看見的成果，多半來自更早以前的累積，而不是 2025 年本身真正推進出來的東西。如果只問：2025 年，我到底實際完成了什麼？這就不是一個特別漂亮、特別順利、或進展特別快的一年。

甚至說得更直接一點，這一年所有的獎項、演講、肯定，加起來帶給我的安心感，可能還比不上年末時知道「又抽到宿舍了，太好了，家裡又可以穩定幾年」的那一刻。

這很現實，也很台北。

看了同溫層裡一些差不多年紀朋友的臉書，感覺 2025 對很多人都不容易。可能是我們這一代剛好走到某個生命階段：孩子開始進小學、上國中，家庭責任變重，父母也慢慢變老，自己的身體與心力卻沒有像以前那麼可以無限透支。

當然，也有一些朋友看起來開始游刃有餘。有人可能投資有成，開始有財務自由的雛形；有人孩子大了，終於可以重新回到自己的專業與學術追求；也有人看起來就是把人生整理得非常好。每次看到這些，都會替他們開心，但也會忍不住回頭問自己：那我呢？

我感覺自己大概已經接近 maximum capacity 了。

所以最基本的問題又回來了：

我到底要什麼？

啊中年危機怎麼還沒過完？以前總覺得四十不惑，然後好像自己豁達了一點，結果到了四十三歲，才發現自己不但沒有不惑，反而開始真正意識到：我可能還需要重新定義自己。

也許我反應都比較慢？年輕的時候一直往前衝，寫論文、申請計畫、帶學生、建立實驗室、證明自己有能力在這個系統裡活下來。等到某一天，外界好像也開始承認你確實做了一些事情，你才突然有空問自己：那接下來呢？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？我想帶出什麼樣的實驗室？我還想用什麼方式參與台灣的學術環境？

這篇文章主要是從我自己的角度，持續審視自己與實驗室。我覺得這是必要的，因為我感覺自己需要在接下來可以預見的挑戰之前，先審視自己。

2025年底前也剛好有一些關於台灣學術圈、資源、privilege 的討論。這些討論讓我一直在想：我確實很幸運，站在一個相對有資源、被支持、也被看見的位置。這份幸運不是理所當然的。它一方面讓我受益，另一方面也讓我不能假裝自己只是旁觀者。

當然，我不想把自己講得太聖母。這種角色在漫畫看到最終也是拖累整個團隊的。
我沒有每天起床都想著我要拯救台灣學術界。大部分時間我只是想把今天該回的 email 回完，把學生的問題處理好，把小孩接回家，然後希望晚上不要太累還可以看兩篇 paper。

但也許正因為如此，更需要誠實地問自己：我現在做的事情，還有沒有在往一個值得的方向前進？

如果我真的在某種程度上受惠於台灣學術環境給我的位置，那我的責任可能不是真的靠一張嘴巴而已，而是想辦法把自己得到的資源、經驗與機會，用在真正能支持學生、年輕研究者，以及台灣學術環境的地方。也許是多支持幾位年輕研究者，讓他們少走一點冤枉路；也許是把實驗室文化做得更清楚，不只是要求產出，也讓人學會判斷與負責；也許是讓學生有機會走出去，看見台灣之外的學術世界；也許只是很務實地，在審計畫、審稿、帶學生、做合作時，盡量讓這個系統比以前少一點消耗，多一點真正有用的支持。

這些聽起來都不偉大，但也許就是責任比較真實的樣子。

我也開始問自己：我的腦袋是不是因為年紀、位置、責任、甚至疲累，而慢慢改變了？這些改變是成熟，還是退縮？是更清楚，還是只是更容易不耐煩？

我覺得需要寫下來。因為實驗室也許正在走一段所有實驗室都會走、但很少被好好說清楚的路。

實驗室的進展與新的挑戰

如果要說實驗室 2025 年最大的進展，或許不是某一篇論文、某一個計畫，而是我看到一些成員開始往自己的下一步前進。

實驗室有些學生都走向新的階段。這件事對我來說很重要。實驗室的意義，本來就不只是生產論文，而是讓人在裡面逐漸長出自己的方向、能力與判斷。當一個人能夠離開，並且往下一個更大的地方走去，那其實代表實驗室曾經提供了某種支持。也有學生也拿到教育部計畫，準備展開新的工作。看到實驗室裡的人逐漸有自己的 proposal、自己的問題、自己的企圖心，我當然很高興。這代表這個 lab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在推，而是開始有不同的人帶著不同的能量往前走。

可是新的挑戰也來了。

新的想法，新的學生，新的分析，新的資料，新的合作，新的期待。這些加起來，不只是工作量增加而已，而是整個實驗室的運作方式都需要改變。

早期的實驗室比較像小船。大家都在同一個空間裡，很容易知道誰在做什麼、哪裡卡住、哪個分析出了問題、哪篇 paper 需要讀。很多事情可以靠直覺、靠即時溝通、靠大家一起熬過去。

但當實驗室逐漸變大，研究方向變多，人的背景與需求也變得更不同，原本那種「大家都知道彼此在幹嘛」的狀態就不可能自然維持。這時候，如果沒有新的溝通方式、新的管理邏輯、新的 mentoring 結構，事情就會開始鬆掉。

而我也開始意識到，我不能再假裝自己還是在同一個階段。

我的角色變了嗎？

這一年，我發現自己的角色也慢慢變得不太一樣。

數一數，去年開始竟然有幾位年輕 PI 來信，說想約喝咖啡，聊聊實驗室、研究、升等、計畫，或只是請我給一點建議。我也開始審到一些國內外金額很大的計畫。這些事情讓我有點惶恐。

一方面，我覺得實驗室這幾年真的很努力。我們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憑空來的。從野外採樣、樣本處理、基因體定序、分析、寫作，到最後把故事講清楚，每一步都花了很多力氣。所以如果得到一些學術界的認可，好像也不能說完全不應該。

但另一方面，我也會覺得：我是不是在吃老本？

這種感覺很奇怪。你明明知道自己還在工作，還在讀 paper，還在想計畫，還在幫學生處理問題。但同時又知道，很多被外界看見的東西，其實來自更早以前那個比較拼、比較 hands-on、也比較不怕累的自己。

所以我開始問：現在的我，還有在進步嗎？

溝通變得很難

我也發現，自己開始有點失去耐心。🥲

這不是一個讓人很想承認的事情。尤其身為老師、PI、mentor，大家總覺得你應該要有耐心，要能理解每一個人的處境，要能溫柔但堅定地引導學生。但真實狀況是，溝通有時候真的很累。

我們這一代所謂的七年級生（掩面），很幸運，也很尷尬。幸運的是，我們剛好站在很多轉變的交界。年輕時受過比較傳統的訓練，知道以前那種師徒制、權威式、壓力式的學術文化是什麼樣子；但我們也逐漸學會，很多舊方法其實不應該被複製。我們需要抵抗某些老派思維，也需要學會保護下一代。

可是這不是按一個開關就會完成的事情。

我們一方面知道不能 mansplaining，不能用「以前我也是這樣過來的」來合理化所有不合理的要求。另一方面，我們也需要在研究品質、責任感、紀律與標準之間畫出界線。這條線非常難。

我常常在一對一 meeting 前就開始煩惱。

這是一個剛進實驗室的學生，我應該怎麼說？要說到多細？會不會太兇？會不會太放任？這是一個博後，我應該給多少自由？要不要直接指出問題？不同世代的理解方式是不是不一樣？我是不是又用自己的標準去要求別人？

有時候，我會發現自己還停留在某種新手村概念？潛意識希望講得好聽一點，大家會覺得我是一個 nice PI。但後來又會開始懷疑：這真的有幫助嗎？對方說需要這樣的幫助，是真的需要，還是因為我是老師，所以他覺得應該要這樣回答？

就算我已經很努力注意自己的語氣，meeting 結束後如果學生半開玩笑地說：「老師又在情緒勒索了」，我還是會想很久。到底是我太不能 take 這個 joke，還是我的語氣真的有點像，只是學生用玩笑的方式講出來？又或者，他其實是認真的？我不知道。

每個人都越來越個人化。這當然不是壞事。多樣性本來就是重要的，每個人有不同背景、不同節奏、不同焦慮、不同生活壓力，也應該被看見。

但當「因材施教」在今天變成「老師對我跟對誰誰誰都不一樣」時，事情就變得複雜。這牽涉到 equity 和 equality，也牽涉到每個人對公平的理解。公平不一定是每個人都得到一樣的東西，而是每個人得到他在那個階段真正需要的支持。可是這件事要怎麼被清楚溝通？要怎麼避免被誤解？要怎麼不讓自己陷入無止境的內耗？

看得見的照顧，與看不見的責任

有一次，有學生很誠實地說，他覺得自己沒有被好好照顧，也沒有真的被當成實驗室的一份子。這句話其實讓我想了很久。第一個反應當然是難過，然後是懷疑自己：我是不是指導做得很糟？是不是我以為自己有在照顧，但其實對方完全沒有感受到？

這樣的話很難不放在心上。因為指導最困難的地方之一，就是學生的感受是真的，實驗室每位成員跟 PI 在背景裡做的事情也是真的。有時候不是沒有做，而是我們做的事情不一定被看見；可是如果對方沒有感受到被照顧，這件事又不能完全用「我其實有做」來解釋掉。

那需要解釋嗎？解釋的目的是什麼呢？是覺得自己被誤會了？還是需要證明什麼呢？那解釋完之後會不會真的會好一點了呢？

實驗室裡很多事情，其實是在背景裡發生的。很多安排、判斷、保護、資源分配、機會創造、衝突避免，未必會被每個人看見。對每個人來說，最直接感受到的常常是「我有沒有被看見」、「我的問題有沒有被處理」、「我是不是被放在重要的位置」。但對 PI 來說，還有另一層工作，是讓整個實驗室作為一個單位可以運作下去。

Individualistic 的另一面，是每個人比較容易從自己的位置感受公平、照顧與資源，而比較不容易看見整個實驗室 作為一個共同體，需要有人維持、協調與承擔。這不是誰對誰錯，而是位置不同，看到的東西就不同。可是這個落差，如果沒有被說清楚，就很容易變成誤解，也很容易變成我的內耗。

我還沒有答案。其實寫到現在還是沒有。

而且我也慢慢發現，帶人最難的地方，有時候不是帶最優秀的人，也不是帶明顯不適合的人。最難的是面對那些還在中間、還不穩定、還不知道自己要什麼的人。你看得到他們的可能性，也看得到他們的限制；你希望他們往前走，但不能替他們走；你知道有些事情需要推一把，卻又不知道那一把會不會變成壓力。

這裡面最消耗人的，不只是對方做得好不好，而是我自己會不自覺把很多東西放到自己身上。

有一段時間，我其實陷在一種很奇怪的想法裡。會覺得：大家願意加入我的實驗室，這是很難得的緣分。他們其實可以去業界，去很多現在台灣看起來薪水更好的工作，可是他們選擇來做研究，選擇來我的 lab。那我是不是應該更努力，把這個實驗室推得更好，給他們更多機會、更好的訓練、更明確的未來？

這個想法聽起來很正面（有嗎？）。老實說一寫下來，有一點矯情也只是一廂情願而已。
但它其實也製造了很多內耗。

因為當我把別人的選擇，都理解成一種「他們相信我」的證明時，我就很容易把每一次不順利、每一次溝通卡住、每一次對方沒有往前走，都變成自己的責任。好像他們來到這裡，我就欠他們一個更好的未來。好像如果他們沒有發展得很好，就是我沒有把這個 lab 帶好。

但最近有幾次的溝通，反而讓我認真想這件事。

有人很直接地問我：「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嗎？」
也有人跟我說：「你沒有欠我什麼。」

講這些話的人們，謝謝你們。

因為我才發現，原來我一直默默把很多不是債的東西，放在心裡當成債。可是實驗室不應該是一種欠債關係。學生不是用努力來還我什麼，我也不是欠學生一個保證成功的人生。我們比較像是在某一段時間裡一起工作、一起學習、一起承擔一些研究上的不確定性。這裡面當然有責任，有訓練，有標準，也有照顧。但它不應該建立在罪惡感上。

這幾句話對我來說很重要。
因為它們讓我意識到，溝通雖然很難，但有時候真正有用的溝通，不是我又多講了什麼道理，而是別人也把我從某種錯誤的自我責任裡拉出來。

所以我越來越覺得，我需要少一點內耗，多一點清楚與堅定性（assertiveness)。不是變得不近人情，而是不要把每一次溝通都變成對自己人格的審判。

有時候最傷人的不是別人真的批評你，而是某一句話突然讓你覺得：原來我講了這麼多，對方覺得我其實沒有什麼可說的。

這種時候會很難過。🥹

但也許這也是提醒我：我的任務不是讓每個人都喜歡我，也不是替每個人把人生扛起來，而是要在有限的時間與心力裡，把該講清楚的事情講清楚，把該建立的標準建立起來，然後承認每個人也需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。

我是不是已經不 hands-on 了？

另一個讓我焦慮的地方，是我開始懷疑自己的進步方式。

有一天我突然發現，上次登入實驗室 server，竟然已經是去年上半年的事。原來我已經那麼久沒有自己做分析了。重新登入的那一刻有點開心，也有點難過。

我其實很喜歡自己動手。喜歡在資料裡面找問題，喜歡把 pipeline 跑起來，喜歡追那些非常非常 technical 的細節。最近有一次幫學生 troubleshoot protocol，發現 qPCR standard curve calculation 和 transformation 裡有一個 bug。那一刻我竟然蠻開心的，因為那種「啊，原來問題在這裡」的感覺，是我很熟悉、也很懷念的研究快感。

但現實是，PI 的工作會一直把你推離 hands-on analysis。你會花更多時間在計畫、審稿、meeting、行政、推薦信、學生情緒、合作關係、實驗室資源，以及各種很難說清楚但每天都在消耗能量的事情上。

我並不是沒有自己找資料。2025年我花了一些時間把自己印出來讀過的 papers 重新下載、整理進 Zotero，發現去年竟然讀了 173 篇 paper。這還不包括已經因為研究發表後就丟掉的那些。桌子也因此稍微乾淨了一點，現在只剩大概十到二十篇印出來還沒讀的 paper。

所以我知道自己並不是沒有在前進。這些 paper 都有它們的必要性，它們推進了我的想法，也支持了新的 project ideas。

但讀 paper、想方向、帶學生，跟自己實際把資料跑出來，是很不一樣的感覺。

如果我要重新 get my hands dirty，那我就必須重新投入更多分析，重新掌握技術細節，重新把自己的時間切一部分回資料與方法。這會讓我快樂，也會讓我重新感覺自己還在研究的核心裡。

但如果我決定自己應該轉向更多經營，那就需要另一種心態。我需要學習如何當一個更好的 coach，理解每個人怎麼想，怎麼學，怎麼卡住，也怎麼被推動。這不是比較容易的路。事實上，這可能更難，因為資料不會跟你有情緒，但人會。

也許接下來的問題不是二選一。
不是「我要不要回去做分析」或「我要不要當 manager」。
而是我要重新設計自己的角色：哪些地方我必須 hands-on，因為那是我的核心能力；哪些地方我必須放手，因為實驗室不能永遠靠我一個人推；哪些地方我必須變成 coach，因為成員需要的不是答案，而是形成答案的能力。

AI 帶來的另一種壓力

另一個讓我重新思考指導模式的，是 AI。

大家都在使用 AI，包括我自己，也包括學生。這當然是好事。我自己也用得很兇，從整理想法、修改文字、寫 code、檢查分析流程，到最近開始嘗試用 Codex 整理我的生活和程式碼。到目前為止，這件事非常 fascinating，也確實大幅改變了工作的方式。

但它也帶來一個新的問題：學生在 one-on-one meeting 裡的回答變得更 polished。誒？這是問題嗎？

有時候學生可以把理論講得很完整，句子很順，名詞也都對。可是當我繼續往下問，問到為什麼這樣解釋、資料是否真的支持這個說法、這個 model 的假設是什麼、如果結果相反要怎麼解釋時，就會發現理解其實沒有那麼穩。

這件事讓指導變得更難。

以前你比較容易聽出一個學生哪裡不懂。因為不懂會表現在語言裡，表現在卡住、停頓、用詞不精準，或邏輯跳躍。但現在 AI 可以幫助大家把表層整理得很漂亮。學生自己有時候甚至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懂了什麼、不懂什麼。

這會產生幾個影響。

第一，對我來說，需要花更久才能判斷學生真正知道什麼、不知道什麼。
第二，如果我沒有足夠經驗去辨認某些邏輯漏洞，這些漏洞可能會一路藏到更後面，最後變成更大的解釋錯誤。
第三，AI 很容易順著你的方向講。只要你的前提有偏差，它往往會把那個偏差包裝得更合理、更流暢、更像一個完整的論述。

我覺得其實很危險。

因為科學訓練最重要的部分，不只是把話講得漂亮，而是知道一個結論能不能被資料支持，知道什麼地方不能說太滿，知道什麼是假設，什麼是證據，一個故事什麼時候只是一個故事而已。

AI 會讓寫作變快，但不一定讓思考變深。
AI 會讓報告變順，但不一定讓判斷變準。
AI 會讓一個人看起來更有準備，但不一定真的更理解。

所以我開始覺得，接下來的訓練重點可能要改變。以前我們訓練學生怎麼找資料、怎麼寫句子、怎麼整理文獻。現在這些都可以被 AI 協助。真正需要訓練的，是如何提出好的問題，如何檢查 AI 給的答案，如何辨認一個論述裡的空洞，如何在資料、方法與解釋之間建立真正的連結。

換句話說，AI 不會讓 mentor 變得不重要。
它只是讓 mentor 的工作變得更難，也更需要經驗、判斷，和不被漂亮文字迷惑的能力。

那這一切帶我去哪裡？

寫到這裡，我其實還沒有一個很清楚的答案。

但也許 2025 年真正給我的，不是一個漂亮的成果清單，而是一個提醒：我不能再用以前同樣的方式，面對現在的自己、現在的實驗室、以及現在的學術環境。

至少，我好像需要再次定義幾件事。

第一，我已經承認自己能力有限。這是現實。有限的心力應該被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，而不是被無止境的內耗、碎片化溝通與行政消耗掉。

第二，我需要更清楚地決定自己的角色。我不能永遠當那個什麼都自己做、什麼都自己修、什麼都自己想的人。但我也不能完全離開技術與資料，因為那是我理解科學問題的根。接下來，我可能需要有意識地保留一部分 hands-on 的時間，讓自己不要只剩下管理與評論。

第三，我需要把實驗室的管理變得更清楚。溫柔不是模糊，尊重也不等於沒有標準。真正好的訓練，應該是讓學生知道自己在哪裡、要往哪裡去、現在缺的是什麼，而不是讓大家在客氣與猜測裡慢慢迷路。

第四，我需要重新學會在 AI 時代訓練科學思考。寫得流暢不等於懂了，回答得漂亮不等於判斷正確。未來的訓練，也許更要回到最基本的問題：你的資料是什麼？你的假設是什麼？你的邏輯在哪裡？你有沒有可能錯？

第五，我也需要學會把責任放回正確的位置。實驗室不是一個人扛起所有人的地方。PI 有 PI 的責任，學生也有學生的責任；mentor 要提供訓練與方向，但每個人終究也要學會為自己的選擇、投入與成長負責。這件事說起來很簡單，但對一個容易內耗的人來說，可能是最難的一課。

第六，我需要更清楚地把 lab 當成一個單位來經營。這不是要忽略個人，而是不能只靠個人的感受來定義整個實驗室是否有在運作。每個人都需要被看見，但每個人也都需要看見自己在共同體裡的位置。否則實驗室很容易變成一群各自焦慮的人，而不是一個可以一起把事情往前推的地方。

其實，最終最終最終我也需要對自己誠實一點。

我很幸運。我有好的同事、好的學生、好的合作機會，也有一個還能繼續做研究的環境。這些都不是理所當然。但幸運不代表沒有壓力，privilege 也不代表不會疲累。真正重要的，也許是知道自己站在哪裡，知道自己得到了什麼，也知道因此應該承擔什麼。

2025 年不是一個特別漂亮的年份。
但也許它是一個必要的年份。

它讓我看見自己正在改變，也讓我看見實驗室正在進入下一個階段。這個階段不會只靠努力就能解決，也不會只靠熱情就能撐過去。它需要更清楚的選擇，更成熟的溝通，也需要一點點重新開始的勇氣。

所以回到一開始那個問題：我到底要什麼？
我想要的是，一個可以持續思考、持續學習、持續把人帶往更好方向的實驗室。
我想要的是，在台灣這個不容易但仍然值得努力的學術環境裡，做出一點真正有意義的東西。
我也想要的是，在家庭、研究、學生、責任與自己之間，找到一個不那麼耗損、但仍然誠實的活法。

這可能就是 2025 年留給我的功課。
不是不惑。而是終於承認自己還有很多惑（這樣中文對嗎？ 🤣）。

只是以前的惑，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。
現在的惑，是做到了某些事情之後，還要問自己：接下來要怎麼做，才不會只是繼續消耗自己，也不會辜負那些曾經支持我走到這裡的人與機會。

我還沒有答案。
但也許，能夠先把問題寫清楚，就是下一段路的開始。

bye bye 2025!